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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跨州公民权指一州公民处于另一州时所能享受到的权利。

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这种变法背景和变法心态中，法学界容易流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律政策学，而不是强化法律共同体的法律解释学。要正确对待、充分估价和有效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动力源泉的决定作用，理解和适应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人权保障的坚定性、法治追求的彻底性，而决不能将其与政府行政对立起来。

蔡志方：《行政法之概念、对象及范围》，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28页。[3]换言之，行政法治发展战略不同于对于政府法制建设的工作部署，而是将其置于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共治体系和进程中以法治在公共权力行使的社会空间领域的践行和体认为指向的，不是工程力学意义的，而是结构力学甚而理论力学意义的。当然也必然要有阶段的和结构上的主次和缓急的区分。在行政法学的发展上，有学者认为，在看到使居于行政法学核心地位的解释论走向了与立法论并重的局面，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有学者主张要警惕把行政法学带向无边际、无所不包的学科的危险境地。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

要将不同的监督渠道、监督制度、监督手段进行统筹协调、共同运用。主持人周旺生教授，作者系该项目子课题负责人。这一规定有3方面的意义。

在德国，规范审查也不是诉讼性质，但实务中将其视为一类诉讼，规范审查的实际发展，早就超越了这些论据。域内外对行政合同的界定尚无明确的标准，有的行政合同争议通过民事诉讼处理，或者民事行政均受理，甚至民事行政均不予受理。凭借诉讼的类型化规定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既可能提供无漏洞的救济，也可能为无漏洞的救济套上缰绳。注释:[1]翁岳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逐条释义》，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页。

若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即使将来需要扩大受案范围，被明确排除在外的行政行为也无法再接受诉讼审查。现行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规定此类确认之诉，修法时考虑增加，就是为了将来无漏洞救济的需要，届时可以发展出更多子类型的确认诉讼。

被诉行为如何界定，直接影响受案范围的宽窄，也影响着受案范围的排除方式，最终决定着能否为合法权益提供无漏洞的救济。一般给付诉讼的适用对象和范围非常广泛，被视为兜底性诉讼，对其他诉讼种类起到补充作用，以达致公民权利无漏洞保护之目的。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之间的关联性，可参照《刑事诉讼法》的附带一词，至于哪些情形属于附带可由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但附带的民事争议不以《解释》第61条规定的行政裁决为限，也不限于行政确认、行政登记及行政许可的民事基础争议。另外，在假定可审查模式下，有必要规定不可诉情形的兜底，即法律规定不可诉的，不予受理。

这种立法模式符合有权利即有救济的理念，法律规定某一权利必然内含着救济权，诉权无需另行再做规定，因此可诉行为的列举性规定没有必要。总之，无漏洞救济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既是对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理念的回应，也是行政诉讼立法反映宪法化发展趋势[18]以保障诉权等基本权利的回应，《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构建完整的以诉讼类型为依托的、实质化解行政及相关争议的无漏洞权利救济体系。（二）不可诉排除情形的适度控制受案范围的排除应当明确，但法律规范的明确性既是优势也是缺陷所在。[2]基于此，为公民提供无漏洞、有效的司法保护是德国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

来源：《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联邦宪法法院并不反对革除旧观念并且把该程序看作它长期以来实际上所是的样子：行政法院法的规范审查之诉。

修法时应借鉴域外立法，引入行政诉讼类型，以诉讼类型作为界定可诉情形的标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性规定被取消后，为了防止公民滥用诉权，妨碍行政效率，浪费司法资源，我们可对行政诉讼起诉要件做出严密的规定。

进入专题： 无漏洞救济 行政诉讼 。例如，行政机关即将作出的行政行为将对起诉人产生难以恢复的重大损害因而诉请救济的，现行行政诉讼就无法提供相应的救济。有学者就认为，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行宪法诉讼的部分功能。[10]朱健文：论行政诉讼中之预防性权利保护，载《月旦法学》1996年第3期。（三）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的对象界定将行政机关的行为纳入诉讼审查范畴，需要对可诉行为的共性进行抽象，并提炼出相应概念，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入口通道。同时，应以诉请内容为界定标准引入诉讼类型，对可诉行为进行概括，确保假定可审查的最大化。

这被认为是一般确认之诉。例如，作为附带审查对象的行政规定，就不应当从受案范围中排除出去，不能规定行政规定不可诉，因为不排除附带审查将来有发展成为一种诉讼的可能，且《行政复议法》目前的附带审查模式将来也有修改的可能。

行政诉讼法的建议稿规定，起诉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一并审查。现行行政诉讼法以具体的行为进行分类，如颁发许可证和执照、发放抚恤金，而行政执法现实中类似的许可行为、给付行为却种类繁多，这些具体分类无法无漏洞地涵盖，也就无法给予无漏洞的救济

再如，这次修法有必要认可综合性诉讼类型，即行政合同争议之诉。最后，新法还有必要规定行政公益诉讼规则。

[3]应松年编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二、无漏洞救济的不可诉排除：科学、明确且有必要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无漏洞不是绝对的。若没有相反的规定，所有行政争议均假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一规定有3方面的意义。

受案范围的排除，要考虑其必要性，不属于行政争议的情形无需排除，可通过起诉要件排除的也无需再次排除，对于确实有必要的则应当确保排除条款的明确。从长远考虑，将附带审查定性为一种特殊的诉讼类型更为妥当。

考虑到裁量行政日渐增多以及司法规制的必要性，也基于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需要，这次立法不同于域外的立法例，保留并扩展了变更诉讼类型。作为行政法领域两种最重要的权利救济路径，只有通过行政救济与行政诉讼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制度价值，进而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无漏洞维护。

我国司法审查的视野中，权利和救济是可以分开的，有些权利能够获得司法救济，有些则不能，摒弃权利与救济相分离的思路，为行政法上的权利提供无漏洞的司法救济体系，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也是大势所趋。[2]Thomas Wurtenberger:德国行政诉讼法之新发展，刘建宏译，载《国立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9年第5期。

陈伏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并不反对革除旧观念并且把该程序看作它长期以来实际上所是的样子：行政法院法的规范审查之诉。如未规定其他裁判权法院时，则赋予普通法院的权利救济途径。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因签订履行行政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如何处理，仍有争议。

（一）诉讼类型的开放性体现行政诉讼类型也有其局限性，经济社会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可能需要更多的救济手段，而诉讼类型的罗列却无法穷尽。例如，调解行为、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等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性规定被取消后，为了防止公民滥用诉权，妨碍行政效率，浪费司法资源，我们可对行政诉讼起诉要件做出严密的规定。这次修法使用行政争议的概念，不如域外大多国家或地区立法上公法争议的范围之宽泛，我国又没有健全的行政争议之外公法争议解决机制，不排除将来可能将某些非行政的公法争议纳入由行政诉讼解决。

被诉行为如何界定，直接影响受案范围的宽窄，也影响着受案范围的排除方式，最终决定着能否为合法权益提供无漏洞的救济。其二，既不在可诉范围又不在排除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各地对某一行为是否可诉常有分歧。